唐慧上访6年经历：曾因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拘

　　昨天庭审结束后，唐慧在法院内等待结果。　　2013年7月2日早晨7点，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口人头攒动。备受关注的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劳动教养行政赔偿一案，上午8点半在省高院二审开庭。

　　就在前一天晚上，记者分别采访了唐慧和她的律师徐利平，两人均言辞谨慎，但看得出，唐慧更多地期盼出现“赢”的判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样的情绪同样出现在前一天匆匆赶到长沙的各路媒体记者身上。他们与其说是期望唐慧能像秋菊一样打赢官司，不如说是期望能见证中国劳教制度改革能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首次“高姿态”向媒体开放

　　令记者们鼓舞的是，这次湖南省高院首次以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向媒体公开二审。

　　早在6月26日，湖南省高院就在微博上发出通知：7月2日上午开庭二审唐慧案，向50名记者开放，只要将单位介绍信、记者证、身份证复印件传真到省高院指定部门，即可报名。这样的开放力度令人鼓舞，让人感受到“法治湖南”带来的新气象。不少媒体记者从湖南省高院的“高姿态”，认为唐慧案“翻身”的可能性较大。

　　事实上，湖南省高院不仅向6月27日17时前报名的所有记者颁发了庭审旁听证，而且还通情达理地同意前昨两天匆匆赶来的外地记者参加旁听。记者领到的旁听证是161号。据悉，参加旁听的至少有来自境内外35家媒体的五六十名记者。除双方当事人和唐慧亲友外，还有部分全国、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会公众，共有200余人。

　　二审争议焦点有变化

　　上午8点半，随着书记员一声“全体起立”的口令，审判长张坤世与审判员章晋湘、张强走进省高院一楼的第二审判庭。

　　在宣布法庭纪律后，审判长宣布开庭。永州市劳教委主任、永州市公安局局长蒋建湘出庭应诉。在法庭陈述阶段，双方陈述了各自的要求。唐慧一方认为永州市劳教委的劳教决定被省劳教委撤销，就意味着原来劳教决定的违法性，据此要求永州市劳教委就劳教向自己赔偿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金1463.85元、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并进行书面赔礼道歉；而永州市劳教委坚持认为省劳教委撤销永州市劳教委的决定，并不意味着原有劳教决定违法，因此不同意唐慧的赔偿和书面赔礼道歉要求。

　　在法庭调查阶段，永州市劳教委的律师承认，早在5月底，曾向唐慧提出调解要求。唐慧的律师请对方回答永州方调解的预案是什么，永州律师的回答是给唐慧10万元赔偿，但不同意书面道歉，还要求唐慧撤诉。因为唐慧坚持要有书面道歉，省高院推动的这次调解没有成功。

　　根据双方陈述，审判长宣布这次庭审的三大焦点：一是永州市劳教委对唐慧不予国家赔偿，是否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二是如果要对唐慧进行国家赔偿，具体的赔偿方式、数额和范围；三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证据是否充分、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

　　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围绕上述三个焦点，双方交锋激烈，进行了反复质证和两轮激辩。激辩中，蒋建湘代表永州劳教委为对唐慧没做到足够的人文关怀致歉，并称当地政府已经妥善解决了唐慧一家6个人的城市低保和廉租房的指标，并将继续协调当地政府关怀和照顾唐慧。

　　前一天下午的庭前协调会上，省高院已对双方当事人表示，希望二审能适当简化，“半天解决问题”；但直到当天中午12点12分，双方的最后陈述才结束，审判长宣布休庭。

　　12点50分，行政审判庭再次开庭。审判长宣布：由于上诉方不同意调解，所以本庭没有调解。经合议庭商议，认为本案的基本事实已经查清，但双方赔偿的分歧较大，合议庭将继续商议，择期宣判，宣判时间和地点将另行通知。

　　对此结果，部分原先乐观的媒体记者表示些许失望。但唐慧的律师徐利平认为，审判长明确二审有三个辩论焦点，已经是很大进步。一审时，永州中院并未将“要对唐慧进行国家赔偿，具体的赔偿方式、数额和范围”列入庭审焦点，似乎意味着无需考虑赔偿问题。而这次二审将此议题列入，还是让人看到了进步、信心和希望。

　　不能就事论事看“唐慧案”

　　唐慧一案将何时宣布二审结果？徐利平告诉记者，唐慧是4月30日向湖南省高院递交上诉状的，省高院5月16日发出了“受理通知书”。按照二审应当在发出“受理通知书”2个月内审结的要求，二审判决最晚在7月16日前下达，除非湖南高院向最高法提出申请延长审理期限。

　　今年4月12日，永州市中院驳回唐慧上诉请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劳教妈妈”唐慧案为什么如此受关注？记者电话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张绍彦。

　　张绍彦认为，我们必须将“劳教妈妈”唐慧案放在中国劳教制度改革的大趋势下，才能真正认清其标志性意义。如果依据现有的有关劳教的规定，以对号入座的方式去审判，控辩双方是“无解”的。因为大家已经很清楚有关劳教的规定是一个不健全、不完善的法规，这个条例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合法”性，否则，国家就不会将劳教制度的改革列为今年司法改革的重点。以唐慧的例子来说，为什么呈现舆情一面倒的情况？因为所有的案子总是“情、理、法”的交织。在感情上，老百姓是倾向唐慧的，她是受害者的母亲。但唐慧又是一个文化程度有限的农村妇女，她为了伸张自己的合法权益，是不可能像一个受过东西方文明熏陶的人一样全靠理性表达。事实上，如果唐慧“理性表达”了，就真的有用吗？就能推进案件的进展吗？谁心里都明白，如果永州处理“11岁幼女强迫卖淫案”能像这次三亚处理“校长带女学生开房案”一样果断明了，唐慧还需要跪地上诉吗？如此跪地上诉全部是唐慧的责任吗？

　　张绍彦认为，唐慧在上诉过程中，确实难以排除有违劳教法规的可能，但我们首先要认清唐慧上诉的原因是什么。是无理取闹，还是有冤难诉？是受害，还是加害？劳教确实是一个现行的法规，但我们不能不考虑它究竟是不是一个“良法”。情、理、法，确实会冲突，情也不能大于法，但如果抱住一个不健全、不完善的法，这符合司法改革和法治进步的要求吗？

　　张绍彦认为，对唐慧案的处理，不能以现有的劳教法规来判断，而应从法治建设的大趋势着眼，立足于中国社会的进步，立足于向前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法律不能不倾向于保护弱者，疑罪从无，可判可不判的，不判；可杀可不杀的，一定不能杀；同样，可赔偿可不赔偿的，就应该赔偿。这才是真正的社会正义和国家关怀。

　　张绍彦教授的一席话，让记者想起湖南省高院走廊上挂着的一幅孟德斯鸠的语录：“法律明确时，法官遵守法律；法律不明确时，法官探求法律的精神。”

　　今天，我们的法官需要的正是积极探求司法改革、推动法治进步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