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上市公司獐子岛发布了百万亩扇贝绝产的公告,并称北黄海冷水团导致扇贝的绝产。此说引发质疑。随后,我被报社派往了这个大连以东56海里的小岛上,试图去寻找扇贝绝产的真正原因。
“你们不用怕,我是来旅游的”
去獐子岛的那天,海上起风了。客船随着波浪上下左右颠簸。我对着塑料袋吐了很久,獐子岛终于到了。
从登上獐子岛开始,我就感觉,未来的采访将是一段“孤独”的行程。
听到我的外地口音,没人愿意搭理我。客运码头附近,就是獐子岛集团的渔用码头。穿蓝色工作服的獐子岛集团工人,三三两两的坐在台阶上晒太阳。
我上前一搭话,还没问有关绝产的事情,他们就像见了瘟神一样,冲我摆手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辩解说,你们不用怕,我是来旅游的。
我曾趁着夜色,想去村民家里转转。结果,刚进门表明了一下记者身份,就被户主赶了出来。后来,我才知道,獐子岛镇政府和村里都开了会,下达了“不要传谣”等指示。
村民对记者的躲避,我能够理解。在这个孤悬海上的小岛,他们既是居民,又是獐子岛集团的股东,有的还是职工。“得罪了渔业集团,就可能在岛上没饭吃了。”一位村民说。
到獐子岛镇的第一天,基本没有收获。入夜,海上升起明月,波浪此起彼伏。我在不安中睡去。
“是记者的话跟我来吧,有人愿意说”
自觉獐子岛空气凝重,第二天,我决定转去30公里以外的海洋岛,去看下那边是否遇灾。恰好联系上一个来自天津的记者,我俩便结伴而往。
没有受灾的海洋岛,显然要自由很多。当天下午,我俩翻了不短的山路,碰到了一个渔村。恰巧,獐子岛集团的底播船,正在村里的海上收扇贝苗。我们自称“海洋大学”学生,前来做养殖调查,问到了一些情况。
随后几天,采访情况渐渐好转。虽然其中有等了4个小时后再次被人拒绝的尴尬,但也有遇到一些让我感动的事。略去不表。
离开海洋岛,重返獐子岛后,终于与赶来的摄影记者汇合。此前,因为大风客船停航,他滞留在了大连,我则一直徘徊在海洋岛。
这次,愿意说话的獐子岛人多了。机缘巧合,有个路人突然问我们,你们是不是记者?我拿不准对方的意图,刚要回答“旅游的”,对方说,如果是记者的话,跟我来吧,有人愿意说。
不过,这些采访大多是“偷偷摸摸”完成的。比如,有人接受完采访后叮嘱说,以后在路上见了面千万别打招呼;也有人送我出门时,自己站到了前门,让我从后门溜。一些场景,像极了电视剧里的地下党接头。
一系列交流下来,我觉得,獐子岛居民的心态复杂而纠结:他们一方面对獐子岛集团的种种弊病表达着不满,另一方面却希望獐子岛集团不要就此倒下。毕竟,那几乎是他们全部生计的寄托。
摄影记者拍照,也是用另类手段完成的。他以出海钓鱼的名义雇了一条渔船,顶着清早的海风,绕着獐子岛转了一圈。
“獐子岛上的记者,比扇贝还要多”
与想象中可能遭拒绝不一样,采访獐子岛镇政府,即獐子岛集团大股东的过程,却异常顺利。三个镇政府的官员,侃侃而谈。我印象颇深的一句话是,“认定獐子岛受灾的过程很严谨,不是在开玩笑”。
巧合的是,在镇政府的门口,我遇到了另外几家媒体的同行。他们也是打着旅游的旗号,到獐子岛一探虚实。
当天晚上,我对着已有的报道细数了一下,一周时间里,大概有十家以上的媒体造访过獐子岛。
看来,微博上引为笑谈的那句,“獐子岛上的记者,比扇贝还要多”,还是有根据的。
处于漩涡中的獐子岛集团的态度,也有些出乎意料。董秘同意了我们出海参观底播扇贝苗种的需求,还发来短信说:“公开透明是公司一贯的态度”。
结束全部采访,是在11月8日的下午。当天晚上,我们去吃了这些天来最踏实的一顿饭,互道“记者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