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遭抛弃成"二奶杀手":调查过省级官员

   她是遭丈夫背叛的妻子，著名的“二奶杀手”，长年保持着斗争者的姿态。她吸引着全国有相同遭遇的女性，给予倾听、安慰，并和她们同仇敌忾，向出轨的丈夫和第三者发起攻击和责难。跟踪、录音、偷拍，甚至大打出手，为了挽回婚姻的尊严，或在挽回不了时留住利益。

    媒体给予的“二奶杀手”标签杀气腾腾，张玉芬本人的面相也坚韧、强悍。她自认这件事提升了自己，成就了自己。最初刻在自己身上的伤痕日后成为其生活的“养分”，她以此为志业，并热爱这场战争。

    “救星”

    早些年她曾数过，一天就接了167个电话，来电都是因丈夫出轨而求助的妻子

    春分未到，西安干燥清冷。张玉芬戴着窄框墨镜，从朱雀门方向走来，显得扎眼。

    这是她多年的跟踪、侦查落下的习惯打扮，墨镜方便她掩饰身份。随身带的大号帆布袋里，装着本子、相机、望远镜、录音笔，有时还有DV录像机，与南都记者见面的头五分钟，就有一名北京的中年女人打来电话，张口就是“姐，救救我”，语气慌张，说丈夫在外头找了人，吵闹没用，对方下了狠心，要伺机把自己送进精神病院。电话内容听起来荒诞令人咋舌，张玉芬说，她听过太多比这更离奇的情节，她淡定地建议对方出去躲躲，等自己回北京再见面商议。

    她包里揣着三部手机。一部联系儿子、亲人，另两部在网上公开。与南都记者见面时，手机不曾消停，隔会儿就响起来。来电地区天南海北，都是那些遭遇丈夫出轨寻求帮助的妻子。张玉芬说，早些年她曾数过，一天就接了167个电话，边听边记，累得手肘发青、抬不起来。

    来电偶尔也有例外。比如一个迷恋跟踪、侦查的年轻人，热情地想加入张玉芬的队伍，还不要报酬。

    这个个头不高的陕西女人好像有神奇的引力，一群人聚集在她周围形成磁场。那引力有很多名字：出轨、背叛、怨恨、第三者、破裂的婚姻、相互敌视的夫妻……这群人常打趣说“跟我们呆久了的都不想结婚”。

    张玉芬因擅长“查奸情、追击二奶”而知名。她和同样遭遇丈夫出轨的妻子们联合起来，跟踪取证、上门抓现行、当众攻击羞辱二奶，并试图用手中的证据为妻子在离婚过程中争取最大利益。

    因为所查的婚外情涉及到官员，近两年张玉芬再次受到关注。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她查过法官、铁路系统的官员、国企高管，最高是省一级的官员，当然，她也没给出确切实例。张玉芬觉得婚外情和贪腐间几乎是对等的关系，因为“没有权没有钱，哪里包得起二奶”。

    有人称赞她维护了忠诚、洁身自好等传统婚姻价值，也有人对她提出批评，比如杀气腾腾、看似跋扈的姿态，比如当街厮打和种种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手段。有观众在电视上头一次看到她，觉得她“说话一股狠劲，眼神也是”，没有留下好印象。

    私下里，她说自己比从前温和多了：“二奶是杀不尽的”；“从前我觉得都是二奶的问题，其实丈夫也有问题，现在觉得有些妻子自身也有问题”。但立场和斗争姿态依然鲜明。她对这场战争忠心耿耿，觉得自己的所有成就都因它而生。

    家变

    为调查丈夫婚外情，10年里她用坏3部相机和4台录音机，只为证明丈夫有错

    时间往回推，推到18年前。那是一切故事的起点：张玉芬起了疑心，开始跟踪丈夫，因他常找各种理由夜不归宿。大半年后，丈夫跟她摊牌，说外头有了新人，要同她离婚。张玉芬当然不肯，男人就在晚饭时借口上厕所逃走，再没回家。

    “我做得那么优秀，把家照顾得那么好，他凭什么？”张玉芬至今不能释怀。她上世纪50年代末生，从小争强好胜。“文化大革命”时是跳忠字舞的红小兵，得了好几年的“五好战士”。上世纪80年代买断工龄后，她练气功、学中医，给人看病、按摩。又因为口齿伶俐、能言善道，她在西安毛泽东敬览馆等地当起了解说员，也是经常拿“先进”。

    她接受不了婚姻的失败。丈夫出走之后，张玉芬一星期没吃没喝没出家门。稍微缓过神来，心里生起愤怒和怨恨：“二奶像当年的日本鬼子，践踏中国，所以要打。枪杆子里出政权，打的就是你”。自己经营20年的家，绝对不能拱手让给别人。至于背叛家庭的丈夫，也不能原谅“要闹大，闹臭他。臊死他。”

    经人指点，她决定告丈夫重婚。这时候她面临一个问题：重婚需要证据。张玉芬开始了跟踪取证的过程。第一次为了找到丈夫与情人同居的“窝点”，她跟了丈夫半个月。为了躲她，丈夫频繁搬家，她每次都从头找起。10年时间，张玉芬用坏了3部相机、2架望远镜和4台录音机。她搜集的证据包括邻居认为张玉芬丈夫和情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录音、两人同进同出的录像，还曾带人破门而入、“捉奸在床”。

    张玉芬前后共11次以重婚罪起诉丈夫。在此期间，她曾在媒体上登广告寻夫，曝光他和第三者的工作单位和照片。但法院认为，她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姘居，不能证明重婚。她的11次起诉均被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在别无选择下，她无奈地提起离婚。2007年6月5日，离婚判决书下达。法院基于对张玉芬靠低保生活的困难现状和她在造成夫妻感情破裂方面并无过错的考虑，将婚内最重要的共同财产— 一套单位住房判归张玉芬。

    10年里，她只做了同一件事：证明丈夫有错，维护尊严，争取离婚中的有利形势。这种决心和意念是不多见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张玉芬自认的人生信条。她吃不了亏，也绝不示弱。她喜欢研究历史，读《孙子兵法》，学习斗争的策略和技巧，还喜欢琢磨历史上的名女人。在多年前一次接受采访时，她说过这么一句：“像吕后、武则天、慈禧这些女人，可以总结出一句话：无毒不丈夫。”

    这10年的前半段，她形单影只；后半段，她开始有同伴。张玉芬到妇联投诉时，陆续认识了九个相同境况的女人。出于相同的绝望、恨意、困境，她们组成了“打二奶游击队”，在西安各地展开行动，方式激烈：在街上拉住二奶就打，边打边骂，扒衣服、脱裤子，打完就跑。

    这种粗暴的方式惹来极大争议，也数次惊动警方。她和当地的妇联关系僵持：她觉得妇联无能管不了事儿，妇联觉得这女人行为乖张偏激。

    事情传到家人的耳朵里，当时母亲和姐姐都哭了，觉得她不值得，不如直接离婚。不过，这是她在七年前的访谈里提到的。现在，她绝口不提自己的家人，说除了儿子家里人什么都不知道。

    “行动队”

    她传授跟踪经验、策划行动、鼓舞士气，在原配和小三大打出手时拉偏架

    张玉芬不是她的真名。

    所有人都称她张姐，包括她在艺术团里一起跳舞的朋友。她的真实姓名好像被人遗忘了。用化名是曾经采访过她的记者出的主意，因为她在媒体上越来越有名了，要开始保护隐私。

    随着“二奶杀手”这个名号的传播，全国各地遭受婚外情伤害的人都找上门来。妻子占绝大多数，偶尔也有丈夫。故事情节千变万化，但诉求是类似的。一是情感上孤立无援，需要倾听、安慰和关爱。丈夫出轨，妻子的感受很难被外人理解，最后都是两个字—“离婚”。至于社会层面，“出了这种事情，社会表现得好像是我们女人错了”，张玉芬和很多妻子都觉得，一旦丈夫出轨的事情闹开，身边便会多出异样的眼光，“口水沫子都能把你淹死”。

    另一方面是无计可施。她们想要弄清外面那个女人是谁，也想拍照录音取得证据。可她们缺乏手段，所以需要张玉芬的帮助，想要倚靠她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娴熟的跟踪偷拍技巧。

    张玉芬把这事叫做接案子。从2003年至今，向她求助的电话号码记满了35本小号的工作手册，平均小半年一本。这些小本子最初她用来记录求助者电话和案情简介，近些年也用来记生活琐事。

    这个女“侦探”有太多的故事可讲。家暴殴打、自残自杀、硫酸匕首……大都异常惨烈。一些情节是她亲眼目睹，一些是听闻而来。她曾在电视节目里讲过一个片段，说妻子是教育局的教师，出轨的丈夫是邯郸某法院的副院长。张玉芬说：“丈夫、二奶、二奶的丈夫，还有二奶的哥哥，还叫了七八个男的，在法院门前把这个女教师痛打，打了几个小时，打昏死过去，还不放过，她都倒地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还在打头，然后拽着头发把她拉到井盖边。大冬天的，周围人围得水泄不通，想着这个女的死了。”

    对于这个片段，张玉芬向南都记者表示，她当时并不在现场，是听闻而来。既然没有在现场，这故事里的种种情节是否有夸大之嫌？很难有答案。或许正因为这个疑问，再加上张玉芬自己的描述渲染，一些人觉得她说的不能全信。

    一个故事的当事人董女士向记者证实，她和张玉芬是如何在楼道里连守七夜，证实丈夫和情人的居所；两人如何辛苦向邻居、保安甚至第三者的丈夫索要证言，但后来证人被收买全部反水；以及法院弄丢了她们搜集的证据原件，丈夫制造虚假的欠条分割财产，等等。董女士也想告丈夫重婚。但重婚没告成，婚也离了，她跟张玉芬倒成了好朋友。

    董女士说，张玉芬重义气。董的丈夫曾拿出40万元让她收手，但她拒绝，陪着董继续上法庭。

    很多求助者也跟张玉芬成了朋友。她们相互理解、同仇敌忾，常在张玉芬的带领下一齐行动，追查第三者。张玉芬是这个群体的核心。她传授自己积累的跟踪、调查经验，组织策划行动，鼓舞士气。行动中欺骗是必不可少的，她们曾为了进入男人和情人住的小区，随手在街边拉了一老太太，塞了一百块钱，架着她就往里走。“我们说这是谁谁谁的母亲，我们是亲戚，从乡下来看他”—用这说辞骗过保安后，她们就让老太太赶紧走，告诫她短期内不能再来附近。

    愤怒的宣泄也常见，比如原配和小三大打出手，张玉芬就拉偏架。原配主要上手打，她和同伴就在后面支应，给她造势说“咱们有人不让你吃亏”。自从有一回被告“故意人身伤害”后，她就不积极动手了，但反击绝不手软。为了不惹私闯民宅的官司上身，破门而入的动作都是由捉奸的妻子来做，张玉芬以“搭个帮手”的身份，跟到屋子里拍照录像拿证据。有时，情绪一上来，她们也干过把小三衣柜里的漂亮衣服都掳走，在高速路上一把火烧了的“过瘾事”。

    她记忆力非常好，对十来年前的事情细节信手拈来，她还时常向一家著名的情感类杂志社提供案情故事，并和这本杂志保持了不错的关系。

    月亮湾

    住进来的爱听张玉芬讲打二奶的精彩故事，觉得解恨，“她实在太伟大了”

    “做了将近20年，我走的路我晓得。”张玉芬的一些行动显得狂热，但她认为自己头脑清醒得很。

    她说，知道一些人喊自己“神经病”，整天打打杀杀。她强调，自己除了“打二奶”，生活里还有其它丰富的部分。比如她是好几个医药保健公司的药品推销员，给熟人推销自己吃过而且觉得很有效的保健药品；在中医诊所里坐诊，给人按摩开药；她一手建了个艺术团，定期汇演；她还喜欢刺绣，喜欢参加全国各地的红色聚会活动。

    但这是生活的调剂。她的事业仍专注于反对婚外情、给妇女争权益这一块。

    她在这条事业道路上做过种种尝试。最早是在2003年，她和九个姐妹在西安成立了“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专门帮人收集丈夫“包二奶”的证据，这被媒体称作“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可钱没挣着，用张玉芬的话说一些报税的规章流程搞得她烦不胜烦，再加上火凤凰的合法性被质疑，不到一年公司关门。

    2008年1月11日，她又联合16人发起“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在成立宣言里她写道：“二奶不除，社会没有和谐，只有威胁！”“咱们弱势群体团结一致，看准了二奶把她消灭！冲啊，大刀向二奶们头上砍去！杀！杀！杀！”

    张玉芬说婚外情成就了她，二奶成就了她。

    为了应付这些调查，她熟读《婚姻法》，自认知法懂法；每次行动后回到家，她都要自我总结，在应急能力、追查手段方面还有哪里能提高。她说，这件事让人自强自立，让人快速长进，让她有了“妇女魂”。

    张玉芬说，她享受这一切的过程，因为实在太刺激了。

    她说自己有特殊技能：在马路上随便看见一对男女，能迅速判断是不是正经关系。有一回，她无聊地在北京建国饭店门口，观察那擦皮鞋的女人和蹬三轮的男人，觉得他俩关系暧昧。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她跟踪两人到小旅馆房间门口，一直等到俩人“红光满面”地出来。

    她说，只对社会不满，对自己的状态倒是挺满足。到全国各地接案子，就当免费旅游。

    张玉芬称，案子的当事人只需承担她和同伴的食宿费和路费，她们并不额外收费。“不会有人出于感情主动给一些补偿吗？”面对南都记者的提问，她哂笑道，官太太或者有钱人太太都小气得很，普通人自己也困难，给的多是几十上百块。

    媒体和普罗大众对其的注意力不会长时间集中，2009年后，上门求助者少了，张玉芬萌生退意，有转战北京的念头。她在北京一家医药公司做推销的时候，发现那里是个更大的市场。她有从斗争者转为倾听者的意向。去年，她在北京市郊租了间小屋，挂了张写着“情感驿站月亮湾”的横幅，专门收留被婚姻伤害的女性。“根据我所接触过的大量妇女，当她受到伤害无路可走非常绝望的时候，急需要换一个环境，有人陪着她聊天做心理疏导，我就提供这个。”张玉芬曾这样说。

    这间提供情感治疗的水泥小屋月租400元，由张玉芬承担。屋内异常简陋，一个睡得下三人的土炕和一张单人折叠床几乎是全部家具，门口一小块菜地。这个驿站目前住宿免费。

    第一个住进来的人是个双腿残疾的徐州女人。“是她丈夫出轨后把她打残的”，张玉芬说。后来河南的孙艳来了，她说自己因为丈夫出轨受打击中了风，女儿又在国外，平时没有人听自己倾诉失败婚姻和独自生活的伤痛，所以她愿意呆在月亮湾，起码有个人说话。她最爱听张玉芬讲打二奶的精彩故事，觉得解恨。

    “她实在太伟大了。”住在月亮湾的丁姐这样评价张玉芬。她觉得张玉芬有普通女人不具备的智慧和胆识，“除了张玉芬，谁有能力捉奸在床？”“她有无私的奉献精神，十多年来坚持帮女人争夺权益。”丁姐转而黯然，遭受婚外情女性的伤痛难被理解，问题也迟迟得不到解决。

    月亮湾将来是打算收费的，张玉芬的愿景是让这个驿站在政府部门注册，取得合法身份，然后寻求投资或者资金援助。她对此充满信心。

    她陆续在笔记本上写了24条给《婚姻法》的建议，比如“把婚外情作为选拔干部和任用干部的一项标准”。她准备出四本书，初稿已经完成，正在上述那家杂志的记者手里润色。

    旁人看来，张玉芬的生活跟世俗的“幸福”有着距离。她说自己并不富有，每月的退休金1500元左右，还有零散的药品推销的提成。年纪日渐大了，生活并不安逸，整天跑来跑去，儿子也还没有结婚。张玉芬信佛，跟她斗狠强悍的外表有些冲突，不过她看重的是因果，说小三最后都会遭报应。

    如何评价自己这么多年的斗争呢？

    “太值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