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治霾背后的困局 成首个被约谈省会城市

    今年1月5日，俗称“雾炮车”的多功能抑尘车，在郑州街头喷雾降尘。喷射的水雾颗粒达到微米级，能有效分解空气中的污染颗粒物、尘埃等，有效缓解雾霾。

    为降低工地扬尘，郑州部分工地塔吊铺设“淋浴”系统，喷水雾降尘。

    8月14日，郑州街头的洒水车。这些车辆每隔两个小时便洒水一次。

    9月10日，郑州一处盖上防尘网的拆迁工地。目前，郑州市内有2000余个工地，这也曾是大气污染主要来源之一。新京报记者翟星理 摄

    郑州成了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全国首个被约谈的省会城市。

    2015年7月28日，郑州市长马懿被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约谈。据环保部的数据显示，整个上半年，郑州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仅39天，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列倒数第三。

    其实早在此次约谈8个月之前，市民李国发就郑州雾霾问题，以向市长马懿发公开信的形式，质疑政府“治霾不力”。

    这封公开信之后，郑州一直推行的部分治霾措施饱受质疑，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对街头洒水治霾的争论，这也让三大污染源之一的工地扬尘治理，成为市民诟病的重点。

    在这场争论中，郑州市区的2000多个工地仍在开足马力施工，为把握发展机会，“长痛不如短痛”的思量一度占据上风。约谈之后，郑州也在找寻治霾良方，向兄弟城市学习如何“标本兼治”。

    9月10日清晨，刚接车的贾鲁敏，打开广播收听天气预报，这是他每天接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贾鲁敏患有鼻炎，从2012年起日益严重，雾霾天里，他的鼻腔总是瘙痒难耐，呼吸不畅。

    这天，郑州空气质量指数127，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PM2.5。在灰蒙蒙的天气里，即便是一直关着车窗开着空调，贾鲁敏的一整天仍在跟不畅通又瘙痒难耐的鼻腔做斗争，忍无可忍后，他把两团浸满水的棉花塞进鼻孔，索性张着嘴呼吸。

    今年7月28日，郑州市长马懿被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约谈。

    在被约谈之前，郑州刚召开了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动员大会。市长马懿在会上称，郑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总目标是“要坚决遏制大气污染继续恶化趋势，确保环境空气质量比2014年好转”。

    在这些控污治霾的举措中，给郑州出租车司机贾鲁敏最直观的感受，是每天往复于各条街道的洒水车，“市长被约谈后，洒水更频繁了，有时等个红绿灯，能看到三辆不同的洒水车作业。”

    “已没有后退余地”

    今年上半年，郑州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仅39天，在74个重点城市中排倒数第三。

    在贾鲁敏的印象中，今年还不是郑州空气质量最差的时候。“2013年冬天是最差的，医生直接建议我暂时离开郑州。”

    当地媒体的一篇报道，也似乎印证了贾鲁敏的说法。报道称2014年1月河南召开两会时，郑州市区雾霾严重，省政协委员、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孙晓红对来自濮阳、鹤壁、安阳的委员们说：“不好意思，让你们来郑州受苦了，替我们吸一点雾霾吧。”

    郑州的雾霾到底有多严重？

    环保部的一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郑州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仅有39天，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位列倒数第3，其中4月至6月连续3个月，都是倒数第二。

    也正是因此，郑州成为了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全国首个被约谈的省会城市。

    空气质量的好坏，不仅决定着排名和约谈，某种程度上也似乎能影响一些商人的投资决策。

    福建客商林金伦对此深有体会。2010年，他将自己家族在南方经营的户外运动品牌分店开到了中原区爱民路上，生意红火。但好生意持续了不到两年。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这家品牌店经历了郑州空气质量不断恶化的过程。

    “2014年冬天是个坎，空气差到没人愿意进行户外运动。”林金伦说，郑东新区一个户外慢跑组织在那个冬天宣告解散，教练最后叮嘱大家的是尽量减少外出运动，“想锻炼改室内游泳吧。”

    林金伦的户外运动店没能挺过郑州的雾霾天，最终关门歇业。

    林金伦的经历或许说明不了太多，而郑州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胡荃的一句话，则更为直白：“这样的空气质量，让人出去招商，脸上都挂不住。郑州大气治理已经没有后退余地，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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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一个大工地上”

    在约谈时，环保部相关负责人曾明确指出，郑州工地扬尘污染问题突出。

    要治霾，就得先弄清楚污染从何而来。

    郑州市环保局2014年冬天公布的解析数据表明，空气污染源中燃煤污染占36.5%，机动车尾气污染占31.9%，扬尘污染占20.9%，其他污染10.7%。

    对于这一数据，一直关注郑州空气污染的大气科学博士李一认为，冬季的雾霾有很大部分来自于燃煤取暖，但是夏季燃煤方面的排放并不高。

    李一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博士，现就职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环保局。他之所以关注郑州的空气污染，是因为他的老家新乡市，距郑州仅90公里。

    李一说，关于河南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目前并没有太多公开的数据和报告。但根据郑州大学科研人员2011年在郑州大学新区对郑州的PM2.5进行观测后发表的数据，郑州的空气污染物来源主要是建筑工地扬尘，占比26%，燃煤只占23%，“虽然观测不是连续的，但是我认为这个数据是具有科学性和基本准确的。”

    李一的观点，也得到了环保部的部分印证。

    在7月28日的约谈中，华北环保督查中心主任刘长根指出，郑州市明显存在大气治理工作不力、扬尘污染问题突出、企业违法排污多见、水环境保护不够等问题。

    而开着出租车奔走于郑州大街小巷的贾鲁敏，也觉得扬尘是郑州空气质量差的主要元凶之一。

    贾鲁敏把车拐上贯穿郑州南北的京沙快速路，一路上，车窗外几乎全是各式各样的建筑工地。“郑州郑州，天天挖沟，一天不挖，不叫郑州。你看看，这像不像打过仗一样？”他指着手机里的一张图片说。

    这张图片是当地媒体航拍的郑州市南三环一处被高楼包围的城中村改造的工地，地面罩上了黑色的防尘网，从航拍的角度看焦黑一片。

    2015年6月，河南省环保厅副厅长陈新贵也对媒体直言，郑州空气质量差和工地太多有很大关系。在一个发布会上，陈新贵说早前去郑州调研，大概有1917个工地，并感慨“我那个天啊，我们根本就是住在大工地上”。

    郑州市环保局于9月底回复新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郑州目前有2141个工地。

    但郑州市环保局也指出，郑州的雾霾问题除了自然因素，还有污染排放的长期积累效应，其背后隐藏着发展方式、产业结构、消费观念及生活习惯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长痛”还是“短痛”？

    集中建设集中整治被比喻为“长痛不如短痛”，但现今挥之不去的霾已成整治难题。

    在郑州市政协委员孙平江（化名）看来，政府对污染治理责无旁贷，对污染的产生，或许也要承担很大责任。

    孙平江所指的，是分布在郑州的、大大小小的2000多个工地。这也正是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约谈马懿时，指出的扬尘污染来源。

    孙平江说，政协内部有代表认为郑州的集中建设已经在短期内造成居民的生活不便，加之工地扬尘污染从2012年之后日益严重，“相当一部分代表倾向于稀释建设密度，少量多次。”但他也承认，这种思路并未在政协内部成为主流，更多的代表认为如果不集中建设，郑州人口聚集度饱和之后的建设成本会让人无法承受。

    这似乎能够反映郑州的发展思路。早在2008年，郑州市政府集中对10条主要道路进行整治工程，面对市民为何不逐条改造的质疑，时任郑州副市长的穆为民公开表示，“市政府也曾考虑分批改造，每年上两条路，但这样需要持续5年的时间，这对市民是个长期的影响，所以决定长痛不如短痛，集中整治，尽快完工。”

    这种思路持续至今。当地媒体报道称，2013年3月，郑州多个交通项目开工导致大面积拥堵，郑州市官方回应仍然是“长痛不如短痛”。

    集中建设导致了扬尘污染的加剧。

    郑州市相关部门表示，郑州在基础建设方面的历史欠账较多，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镇人口增长、机动车增长及基础建设，确实给大气污染防治带来更大压力，这些问题都无法回避，接下来“要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同等重要性”。

    对此，孙平江表示，现在不好说集中建设的成果大，还是建设造成的污染大。但是建设前前后后已经持续了十几年，造成的各种污染全郑州人一起买单，“就看你能不能忍，能忍多久。”

    洒水治霾？

    应对雾霾，郑州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洒水，但这却引起争议重重。

    为了改善空气质量，郑州并非没有采取治理措施。

    按照郑州市环保局的说法，应对空气污染的动作更早：自2013年率先在全国地级市中发布《蓝天工程白皮书》，围绕扬尘、机动车尾气、燃煤展开工作。

    与贾鲁敏的私下抱怨和忍受不同，退休记者李国发，在2014年底曾通过公开信的方式，表达对郑州雾霾治理状况的不满。

    在这封发布在网络上的《致郑州市长马懿的公开信》中，李国发称“对你和你的政府对雾霾治理非常不满”。这封公开信引起广泛关注。李国发告诉新京报记者，公开信“是向雾霾宣战”。

    三天后，马懿回复了公开信，称心情沉重，治理大气污染是一个历史过程，但政府责无旁贷。

    据公开报道显示，作为改善空气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郑州的洒水车在2015年4月之前是上下午各洒一趟，目前则是一天洒水6趟，白天平均两小时洒水一次。

    郑州市城管局表示，目前气温较高时段，郑州市区每天的道路洒水降尘实际用水约1.5万吨。

    然而“洒水治霾”，一度引发争议。

    当贾鲁敏开车载着记者行驶到郑州中原区友爱路时，接连遇到三辆不同的洒水车来回作业。“天天洒水，我的鼻炎还是照样犯。”贾鲁敏说，在市长被约谈后，喷洒作业的密度更大了。

    据郑州市环保局透露，市区快速路及主次干道的机械化清扫冲洗面积达到3680万平方米。

    “这是病急乱投医。”孙平江说，他查阅了省图书馆的学术期刊，没发现洒水对雾霾治理效果的实证研究，反倒看到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洒水治霾的效果评价甚低，并将此举称为“伪生态”。

    大气科学博士李一也表示，他个人非常不赞成“洒水治霾”，首先是收效甚微，其次是郑州本来就缺水。

    李一解释说，洒水确实对净化近地面扬尘有一定的效果，但是PM2.5除了有来自扬尘的部分，还有大约一半是来自二次转化和气体污染物转化生成的，洒水对转化成分毫无净化效果。

    “即便洒水能对近地面PM2.5起到控制作用，但研究表明PM2.5在近地层300米之内是均匀分布的。”李一认为，治理空气污染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减排和执法必严做起。

    大气治理是系统工程

    向兄弟城市学习如何治霾后，郑州已把污染源解析、治理推进作为工作重点，以期“标本兼治”。

    在被约谈后，郑州也在四处寻找治霾良方。

    8月6日，即约谈后第10天，郑州市长马懿，就率队前往石家庄学习治霾经验。当天晚上，考察团返回郑州。

    郑州市环保局通报称，马懿率领该市党政考察团，专程赴石家庄学习考察该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通过实地查看、现场观摩、座谈交流，对石家庄市工地管理、道路保洁、超洁净排放、空气自动站运维及大气污染防治科研成果等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了解，考察内容丰富，接触人员广泛，取得了良好效果。”

    但在2015年上半年全国74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郑州倒数第三，石家庄倒数第五。马懿的石家庄之行，被媒体解读为“倒数第三学习倒数第五”，调侃意味不言而喻。

    相关部门人员认为，这个说法让人委屈。

    郑州市环保局解释为何去石家庄学习时，称郑州和石家庄环境“禀赋”相似，经济、产业结构、地理气候，以及污染的主要构成都差不多，学习到的经验能真正起到作用。

    其次，虽然两座城市都是倒数梯队，但石家庄后来居上，改善明显，证明其措施行之有效，值得借鉴。石家庄大气污染防治已进入常态化监管，完成了污染源解析工作，确定了“压煤、抑尘、控车、减排、迁企、增绿”的主攻方向。

    郑州市环保局表示，这也是郑州目前的主要工作方向。目前郑州市对工业企业、工地及道路扬尘、黄标车淘汰、油气回收方面的治理持续推进，注重“标本兼治”。

    郑州大学环境科学院教授张瑞琴也指出，此前的不够重视，对雾霾研究基础薄弱，导致郑州大气污染的各项污染物底数不清，每年的绝对减排量不明，“根本让人无法对郑州雾霾的科学性有个明确的认识，政府决策也缺乏实证研究的基础。”

    张瑞琴参与了环保部门牵头组织的郑州PM2.5源解析研究工作，对郑州如何治霾，她的观点类似李一。

    她说，虽然郑州市政府一直在进行拆除市区老旧的燃煤锅炉、控制扬尘等方面的工作，但空气质量仍在持续恶化，说明绝对减排量不足。从监测数据来看，来自尾气、喷漆等途径的挥发性有机物，对空气污染的贡献率在持续上升，郑州对此的控制措施并不能令人满意。

    “对单一污染源的控制无法从根本上改善空气质量，大气治理从来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张瑞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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