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的一天,河北邯郸数十名越南新娘集体逃跑。警方侦查后证实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跨国骗婚案。每一个逃跑新娘的背后都是一个为儿子的婚事操碎了心的家庭。这只是近年来不断增多的骗婚案中的一个。
风险还远远不止这些。长期进行性别比失衡问题研究的李树茁提出警告,性别比失衡风险通过一定的程式聚集、放大、扩散,可能会促使已有的社会风险更加复杂化、多样化。对这一点,目前我们的认识还很不到位。
天平为何倾斜
性别比失衡带来的风险巨大,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要找到解决方案,首先要回到原点,看看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原本比较平衡和稳定的人口性别天平出现了严重的倾斜。
今年初召开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体系创新研讨会上,多位专家提出,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运行的罪魁祸首就是性别不平等,群众生育观念落后,男孩偏好仍然严重。
人口学者黄文政、梁建章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调是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后果。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去掉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会出现男女比例失调。
“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中国和世界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一直存在,但中国的男女出生比例在最近几十年才严重偏离正常水平,并高于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难辞其咎。”黄文政说。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当年出生性别比为116.9,其中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7.12,第二胎就飙升至151.92,第三胎更高达160.3。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第一胎的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越往后就有更多的女胎被选择性堕胎,从而推高了出生性别比。
如果仅有性别偏好,父母可以通过多生孩子来达到选择性别的目的。但是当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三个因素都具备时,出生性别比的畸高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人口普查与生育政策地区分类数据表明,中国执行“一孩半”政策地区2000年出生性别比高达124.7,比二孩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高出15.7个百分点。这充分表明了生育政策限制对出生性别比的强烈影响。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执行“一孩半”政策,如果头胎是女儿,政策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有些夫妻在生了一个女儿后,希望再生一个男孩。他们会在怀上第二胎后,鉴别胎儿性别;如果是男孩则生下来,如果是女孩,则主动上报,以意外怀孕为理由堕胎。生育限制政策迫使人们通过阻止部分女婴的出生来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
不再“失踪”的女性
失踪女性(missingwomen)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被用来指代那些因人为干预因素没能来到这个世界或者因性别偏好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根据阿马蒂亚·森的估计,全世界约有1亿多名女性因为人为性别选择而失踪,其中中国和印度是重灾区。
每年卫计委都会联合各相关部委开展声势浩大的打击“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活动,力图阻止那些企图选择性别的人通过胎儿性别鉴定达到目的。
第一财经客户端记者曾经在江苏北部农村调查发现,尽管很多医院畏惧惩罚不敢明明目张胆做胎儿性别鉴定,但是如果是熟人,私下做个B超鉴定性别是很习以为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