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5日,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办理“京A”机动车号牌、受贿2390万元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审。
北京车牌腐败案:
你在公开摇号,他在私下卖牌
一边是普通公众中签率越来越低的公开摇号;一边却是围绕着北京车牌的寻租腐败。北京购车摇号政策的一个看似细小的制度漏洞:几类京A车牌重新启用由车管所领导依据相关单位或个人的“工作需要”酌情审批,为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等人打开寻租的方便之门。
2016年2月21日,新华社报道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下称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涉嫌受贿一案作出裁定,驳回宋建国对一审法院判决的上诉,维持原判。至此,宋建国受贿罪罪名成立,依法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6年4月初,宋建国的辩护人,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运恒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律师曾三次书面申请要求二审开庭审理,但法院并未接受。
北京是中国第一个实施购买小客车上牌需摇号的城市。2011年1月,该政策实施之初,中签率为1∶10.6,即大概11个人中有1人能摇到车牌。最近一次,2016年2月底,已变为665人中,才有1人能摇到牌照。
一边是普通公众中签率越来越低的公开摇号;一边却是围绕着北京车牌的各种触目惊心的寻租腐败。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即为宋建国窝案。
在这起窝案中,受贿者除宋建国外,他的儿子、秘书、司机、副手等多人涉及其中。一个看似细微的制度漏洞,为设租者打开了方便之门。车牌的寻租价格,有的高达40万元一副,有的则几千元,有的甚至分文不取。
而直接或间接从这些人手里“购买”车牌者,有人是因为“摇号”不中,有人是纯粹为了面子好看,有人则是为了转手牟利。他们中亦不乏被司法机关以行贿罪论处者,最高录得有期徒刑长达九年六个月。
“酌情”审批的京A车牌
几类京A车牌的审批须依据什么条件,只有一个模糊的规定:“党政机关、国家部委,以及其他单位或个人因工作需要办理审批号牌的,须遵守本规定”,但什么是“因工作需要”,未作具体说明。
宋建国,曾用名宋宝林,1954年11月生于北京。1977年,时年23岁的宋建国参加公安工作。他先后担任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铁匠营派出所民警、丰台分局预审科预审员、蒲黄榆派出所所长、北京市公安局保安服务总公司总经理、北京市公安局保安管理处处长、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等职务。2006年10月,52岁的宋建国调任北京市交管局局长。
北京市交管局的职能之一,是管理、发放小汽车牌照。
北京市从1994年8月开始启用、换发“九二式车牌”,彼时只有京A、京B、京C三个号段的牌照。随着私人拥有的小汽车增多,这些牌照迅速饱和。
重新启用牌照成为惯例,一些办理了转出、报废手续的车辆牌照可重新启用。由于京A牌照较多的使用者是中央国家部委和北京市直机关,所以重新启用后的京A牌照,并没有公开发放让普通购车者选取,而是由北京市交管局及下辖的车管所领导“酌情”审批。
司法文件显示,北京市交管局内部规定,交管局局长可以审批京A8开头的车牌,副局长可以审批京A车牌,车管所所长可以审批京A带一个字母的车牌。
这几类京A车牌的审批须依据什么条件,在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的《关于启用报废机动车号牌号码审批程序管理规定》里,只有一个模糊的规定:“党政机关、国家部委,以及其他单位或个人因工作需要办理审批号牌的,须遵守本规定。”但什么是“因工作需要”,未作具体说明。
根据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牌证科科长的证言,车管所办理来自交管局审批的京A车牌,一般流程是:内部审批单从交管局传到车管所办公室,然后由车管所办公室交给牌证科科长办理。内部审批单上一般都会有分管车管所的副局长的签字;如果是局长宋建国审批的车牌,还会有宋建国秘书王飞的签字。
2011年1月,北京市开始实施“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即俗称的购车摇号政策。申购小客车需通过抽签摇号,才能取得车牌。
参与摇号的人群越来越多,指标却越来越少,因而中签率屡创新低。
2012年11月,多位从宋建国秘书王飞手中“购买”了车牌的人,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刑事拘留。
2012年12月,58岁的宋建国被免去北京市交管局局长职务。
12月6日,有新华社下辖媒体刊载消息称,宋建国“因涉嫌违纪,正在接受纪检部门的调查”,原因是,“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在购车摇号工作中,存在徇私舞弊行为”。
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开设在新浪网的官方微博,连发三条辟谣微博,称“此消息不实”。
一年多之后,纪委调查来了。
2014年5月底,宋建国被北京市纪检部门调查。6月,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羁押、逮捕了多名涉案人员。同年9月,宋建国被检察院正式逮捕。
检方指控,宋建国在2004年至2014年4月间,利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北京市交管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办理京A牌照、办理户口、驾校恢复营业等事宜上提供帮助,索取、非法收受了各项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90.688万元。
司法材料显示,向宋建国输送利益以求获得京A牌照的人包括商人谭峰、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长青、总经理刘长江,北京马桥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翟玉堂,北京荣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胜,,以及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郭文贵。他们获得车牌的时间,有的在2011年摇号政策实施之前,有的在摇号政策之后。
2015年11月,北京市一中院判决宋建国犯受贿罪,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书中特别写道,宋建国“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的相关事项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随后,宋建国提出上诉。
北京高院的二审裁定书中,虽然未再写出宋建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并认为,“鉴于其(宋建国)在庭审中对指控事件不持异议,且在案大部分赃款、物已被追缴,对其可酌予从轻处罚”,但依然做出了维持无期徒刑的裁定。
对于这一结果,宋建国表示不服,提出要继续申诉。他的家属和律师也表示会申诉。
车牌贩卖链条
宋建国的儿子、秘书,两个司机,以及副手,均卷入这场丑闻中,成为北京车牌贩卖者。车牌的寻租价格,有的高达40万元一副,有的则几千元,有的分文不取。
围绕着北京车牌寻租的,不仅仅是宋建国一人,他的儿子、秘书,两个司机,以及副手,均卷入这场丑闻中。
宋喆,宋建国之子,现年34岁,大学文化,曾为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案发前,宋喆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六支队五中队中队长。
2009年3月至2013年1月,宋喆收受60万元,通过其父宋建国等人审批,帮助他人办理了两副京A牌照。
司法材料显示,这两副耗资60万元购得的车牌,后来一副挂在一辆劳斯莱斯汽车上,一副挂在奔驰S600上。
此外,宋喆还涉及其他犯罪事项,检方指控其收受好处费共计1200余万元。
2015年,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处宋喆犯贪污罪,处有期徒刑10年;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两项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宋喆提出上诉。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宋喆的二审,目前尚未宣判。
王飞是宋建国之秘书,现年约43岁,中专毕业。他在1993年成为一名交警。2007年前后,他当上了宋的秘书,并担任北京市交管局秘书科副科长、科长等职。
在车牌寻租的生意链中,王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包括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京丰分所所长、交管局车管所牌证科科长等人的证言均指出,宋建国交代要办理的京A车牌,都是由王飞签字,具体联系办理的。
2016年2月1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月度通报信息显示,王飞利用职权,违规为请托人员办理了29副车牌,从中收受382万元。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处王飞受贿罪成立,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没收个人财产500万元。
现年51岁的杨常明,早在1995年就开始担任宋建国的司机。随后宋建国职务升迁、调动,杨始终跟随左右。
2009年8月至2012年8月,杨常明帮助他人办理了十几副京A车牌和1副京C车牌。有的车牌,杨常明没有收钱;有的,一副只收了8000块;有的每副收5万元。总计,杨常明收受了好处费43.8万元。
2014年6月,杨常明被司法机关羁押,当月被逮捕。2015年5月,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处杨常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
杨常明随后上诉,2015年10月,北京市高院二审,改判其有期徒刑四年。
生于1986年的管某,初中文化,是北京市交管局的临时工。2006年至2012年,管某负责为宋建国的办公室和休息室打扫卫生,以及收发报刊信件。
从2010年开始,管某也“兼职”成为了宋建国的代班司机。2012年,管某接受别人的委托,找到时任北京市交管局副局长张惠民审批,然后找到车管所副所长宋海燕,违规办下一副京A车牌,并收了请托者5万元现金。
为此,2013年5月,管某因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10月被逮捕。
2014年10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判处管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没收了其5万元所得,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再罚金五千元。
给管某审批的张惠民亦涉入弊案。
检方指控,张惠民利用职务之便,向多人索贿、受贿226万元,其中违规审批、办理京A车牌,收受12万元好处费。
2015年,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决,张惠民行贿罪成立,处有期徒刑7年。
此外,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副所长宋海燕,也因为他人办理京A车牌提供便利,收取现金及购物卡总计二十多万元,经一审、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李伯根/图)
买车牌者:重者获刑九年半
至少有7位购买京A牌照者,被以行贿罪追责。其中获刑最高者为有期徒刑九年半,最轻者以“缓刑”得免。而这7人,行贿的对象均是宋建国的秘书王飞。
卖车牌者,被以受贿罪,或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买车牌者,也有多人被司法追责。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司法材料显示,至少有7位购买京A牌照者,被以行贿罪追责。其中获刑最高者为有期徒刑九年半,最轻者以“缓刑”得免。而这7人,行贿的对象均是宋建国的秘书王飞。
其中现年43岁的陈牧,在2010年至2012年间,向王飞行贿85万元,违规办理了4块京A车牌。其中两副京A8的车牌,一副40万,一副30万。2010年7、8月间,陈牧还与小他一岁的余峰,送给王飞35万元,违规办理了另一块京A8牌照。
2012年11月,陈牧因涉嫌犯窝藏、包庇罪被羁押。次月,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被公安机关劳教一年。
然而,劳教期未满,情况即突变。2013年6月,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介入。陈牧因涉嫌犯行贿罪被羁押,同年7月被逮捕。余峰也是在2012年11月,因涉嫌犯窝藏、包庇罪被羁押;次月,取保候审。2013年6月,余峰同样因涉嫌犯行贿罪被羁押,7月被逮捕。
2014年12月,北京市一中院判处陈牧、余峰犯行贿罪,分别处以有期徒刑七年半、三年半。
程雷、李翼翔的情形,与陈牧、余峰类似。
现年37岁的程雷,在2009年至2012年,先后给王飞104万元,违规办理了9副京A车牌。2012年这一年,程雷又与小他9岁的李翼翔一道,送给王飞61万元,违规办理了4副车牌。程雷、李翼翔将车牌转手他人,其中程获利18万元,李获利3万元。
2012年11月,程雷、李翼翔,先是因涉嫌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监视居住,随后被刑事拘留。12月,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两人均被公安部门处以劳教一年。
2013年6月,程雷以因涉嫌犯行贿罪被刑拘,7月被逮捕。李翼翔亦因涉嫌犯行贿罪,7月被刑拘,随后被逮捕。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两人均犯行贿罪、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公诉。
2014年12月,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涉案的汽车牌照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故两人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不能成立;但是行贿罪名成立,程雷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李翼翔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程雷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6月,北京市高院二审维持原判。
王如宁,现年37岁,在2009年至2012年,先后送给王飞37万元,帮人违规办理了3副京A车牌。王如宁后来自述,这三块车牌,他收了请托者约53.5万元。
2013年11月,王如宁因涉嫌犯行贿罪被羁押,同年12月被逮捕。2014年12月,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处他犯行贿罪,处有期徒刑四年。王如宁不服上诉。2015年3月,北京市高院二审维持了原判。
白晓冬,现年42岁,原本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早在1994年,因为一起交通违章罚款,就认识了当时还是交通警察的王飞,两人后来成为好友。2011年至2012年,白晓冬通过已是宋建国秘书的王飞,违规办理了4副京A车牌,为此,先后四次送给王飞42万元。
白晓冬也是在2012年12月案发,彼时,他的罪名是窝藏、转移赃物,为此被公安劳教一年。同样是在2013年6月,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反贪局介入。白晓冬因涉嫌犯行贿罪被羁押,7月被逮捕。
2014年12月,白晓东被北京市一中院判处行贿罪,处有期徒刑4年。
相比上述6位购买车牌者,现年37岁的迟某,则要“幸运”不少。王飞说,他是在2009年,通过宋建国认识的迟某。之后,宋建国还单独交代王飞,如果迟某找其要号牌,不用提前向他汇报。
2011年至2012年,迟某通过王飞,违规办理了两副京A牌照。为此,迟某先后两次给予王飞10万元。
2014年6月,迟某同样因涉嫌行贿罪被羁押,7月被逮捕,不过当年10月,被取保候审。2015年4月,北京市一中院判处被告人迟某犯行贿罪,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无罚金。
甚至,王飞的中专同学,现年43岁的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京朝分所警长宋某,因介绍秦某向王飞行贿8万元,违规办理2副车牌,一审被北京市一中院判处犯介绍贿赂罪,处有期徒刑二年。
至于直接向宋建国输送利益获得车牌者,郭文贵早已因涉多重大案,远遁海外。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长青,则在2016年1月,被北京市政协常委会以他“违法犯罪”为由,撤销了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