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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爱情故事:坎坷一生爱情路上一错再错

2018-08-16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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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民国女作家萧红可算是智商极高而情商极低的“第一苦命女子”。她不是美女,也不是文艺战士;她只想做自己,却又永远做不好自己。她的一生都在疲于奔命和动荡不安中挣扎,文学创作虽然部分成全了她,却没有彻底改变她的悲惨命运。无论是她所挚爱的祖父,她所依赖的爱人——陆振舜、汪恩甲、萧军、端木蕻(音同“红”)良,还是她所敬重的鲁迅,都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她永远的救星。

“我是《红楼梦》里的痴丫头”

1980年,聂绀弩在《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中介绍说,他与萧红之间曾有过一次谈话:“萧红,你是才女,如果去应武则天的考试,究竟能考多高,很难说,总之,当在唐闺臣(清代小说《镜花缘》中人物,武则天开科考试天下才女,她本为榜首,武则天不喜她的名字,将其移后10名)前后,决不会和毕全贞(也是《镜花缘》中人物,考试的末名)靠近的。”萧红听了笑着说:“你完全错了。我是《红楼梦》里的人,不是《镜花缘》里的人。我是《红楼梦》里的痴丫头香菱。”

香菱本名甄英莲(谐音“真应怜”),是甄士隐的独生女。3岁那年的元宵节,她在看社火花灯时因家奴看护不当而被人贩子拐走,后来落到薛宝钗的哥哥“呆霸王”薛蟠手中。与香菱一样,萧红的人生也是惹人怜惜的。不过,与香菱的祸起于偶然不同,萧红的不幸主要源于她自己“痴心女子偏遇负心汉”的盲目追求与错误选择。

萧红本姓张,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乃莹,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今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一户富裕家庭,被传统命相认定为命贱不祥。她从小得到祖父张维祯的宠爱,父亲张廷举却对她较为冷漠。1919年8月,母亲姜玉兰病故,留下萧红与3个弟弟。同年12月,张廷举续弦。

1925年,14岁的萧红由父亲做主,许配给省防军第一路帮统汪廷兰的次子汪恩甲。1926年,萧红将要读初中时,因父亲阻挠辍学在家。她以出家当尼姑为筹码逼迫父亲让步,于1927年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现萧红中学)读书。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汪恩甲,当时任小学教员。他到学校拜访过萧红,萧红也为他织过毛衣。他的父亲去世时,萧红还去吊过孝。

1928年冬天,17岁的萧红结识了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与自己有远亲关系的表哥陆振舜。在已经成婚的陆振舜与包办婚姻的汪恩甲之间,萧红的情感偏向了前者。1929年,祖父张维祯去世,萧红对于养育自己的家庭已经无所留恋。1930年,陆振舜为了坚定萧红反抗包办婚姻的决心,从法政大学退学,前往北平,就读于中国大学。19岁的萧红逃出家门与陆振舜婚外同居。

端木蕻良与萧红

第二年春节前夕,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和经济实力的陆振舜,迫于家庭压力,与萧红各自回家。人身依附于男权对象的痴心女子萧红,与人身依附于男权家庭的陆振舜之间,一段没有根基的浪漫情爱,就此终结。

在根深蒂固的男权专制社会里,人们可以对“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男子给予宽恕,却不会对背叛男权专制社会的弱势女子表示谅解。一个为私情离家的女人是没有任何退路的,只要她走出家门一步,门就在她身后永远关闭了。已经20岁的成年女子萧红,似乎并不十分明白更不十分在意这种最为浅显的社会常识。在与陆振舜分手之后,她依然一再做出盲目愚蠢的选择。

春节之后,萧红再一次逃往北平,旧情不断的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3月中旬,萧红与汪恩甲返回哈尔滨。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能容忍萧红一再离家出走,代替弟弟解除了婚约。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代弟休妻,汪恩甲顾忌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他自己的主张。萧红输掉了官司,第二次与汪恩甲绝情分手。

萧红半年前与陆振舜离家出走,如今又与未婚夫打官司,因而被视为“怪物”,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话对象。她的弟弟妹妹不堪舆论压力,转往外地求学。担任巴彦县教育督学(即教育局长)的张廷举,担心再娶的妻子管不住萧红,便把全家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的乡下老家。在福昌号屯的这段生活,为萧红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

这年秋天,萧红出于同情,替佃户长工劝说伯父不要提高地租。伯父把她痛打一顿后锁在一间空房子里,派人拍电报催促张廷举回家将萧红勒死埋掉,以免危害家族。小姑和小婶趁着夜深人静,撬开窗户偷偷放走萧红。20岁的萧红逃到哈尔滨后,找到当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读书的汪恩甲,两人住进东兴顺旅馆开始同居生活。

许广平、萧红、萧军与周海婴在鲁迅墓前

1932年春节,回家过年的汪恩甲把萧红一个人留在旅馆。萧红变卖物品前往北平,陆振舜给中学同学李洁吾打电报请他就近照顾。汪恩甲过完春节回来,发现萧红不辞而别,追到北平把萧红带回。汪恩甲母亲知道儿子与萧红在一起,就断绝了经济资助,汪不得已向家庭妥协。已经怀孕的萧红遭遇了第二轮情爱悲剧。

萧红在短篇小说《弃儿》中写道:“7个月了,共欠了(旅馆)400块钱。王先生是不能回来的。男人不在,(旅馆的老板)当然要向女人算账……”那正是她自己的真实写照。

做了多年受气包

1932年6月,在东兴顺旅馆充当人质的萧红,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求救。裴与孟希、舒群等文学青年先后到旅馆看望萧红,他们中间有一个叫三郎的已婚男子,真实姓名叫刘鸿霖,后来的名字叫萧军。21岁的萧红打动26岁萧军的,是随意涂抹的一首小诗:“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呵,春天来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同年8月,松花江决堤,萧红因祸得福,逃出旅馆到裴馨园家避难。后送医院待产,因无钱交住院费,萧军用刀子逼着医生救人。孩子生下之后很快就被送人。

萧红出院后,与萧军开始新一轮的婚外同居。这段被萧红称为“没有青春只有贫困”的生活,竟然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后来被她不厌其烦地记录到小说《商市街》中。从萧军保存下来的合影中,可以感受到这对年轻人的幸福。在哈尔滨人流穿梭的中央大街上,在幽雅静谧的俄式花园里,在江畔绿荫浓郁的树下,在碧波荡漾的松花江中,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1934年6月11日,萧红和萧军应当时已是共产国际驻东北联络员、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舒群的邀请,移居青岛观象一路1号的一座两层小楼。11月初,两个人因舒群被捕而离开青岛前往上海。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

1935年12月,原名《麦场》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这是第一部以萧红这个名字署名的作品。鲁迅在序言中称赞说:“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所谓“越轨的笔致”,主要是指萧红对于男女情爱充满野性的描写。小说中写金枝受着青春蛊惑与成业约会时写道:“男人着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

随着文学创作的初步成功和经济生活的初步改善,萧红与萧军反而走到决裂边缘。萧军此时和一个名叫陈涓的女子明铺暗盖,他与萧红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直至拳脚相向。关于此事,萧红在《苦怀》诗中写道:“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胡风的夫人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中回忆说,朋友们在一间咖啡店相聚时,萧红为自己青紫的左眼解释说:“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硬东西上。”一旁的萧军却斥责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

当年一直追踪研究萧红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一书中谈到,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她做了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受气包”。

只想过正常的家庭生活

1936年7月,萧红在鲁迅等人的建议下远赴日本。她在从日本写给萧军的情书中表白说:“你是这世界上真正认识我和真正爱我的人!也正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可是我们不能够允许痛苦永久地啮咬我们,所以要寻求各种解决的法子。”

这年的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次年1月,萧红回国,与萧军短暂和好。而当萧军结识有夫之妇许粤华时,他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抗日战争为萧军抛弃萧红,提供了最为神圣、最为强硬也最为宏大的理由。萧军在《从临汾到延安》中记录了两人分手前的争吵:

萧红:“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萧军:“人总是一样的……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经过反复争吵,原本想去五台山打游击的萧军转往延安。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了西安。据丁玲回忆,她曾劝说萧红前往延安,萧红为了避开萧军而拒绝。丁玲到延安后,拖着萧军回西安,想对两人的关系做最后弥补,却遇见萧红和端木蕻良在一起。萧红微笑着对萧军说:“三郎,我们永远分手吧!”

1938年4月,萧红与萧军正式分手,她的肚子里偏偏怀着萧军的孩子。同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举行婚礼。主持婚礼的胡风提议新人谈恋爱经过,萧红讲了一段话:“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以后的事实证明,在男女情事上一再犯错的萧红,又一次做出了错误选择。两人婚后不久,日军轰炸武汉,端木蕻良留下大腹便便的萧红,一人前往重庆。萧红历经磨难到达重庆,端木蕻良连落脚的住所都没有预备。她几次搬家,最后无奈地住到友人白朗家中。1938年年底,萧红在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不久即夭亡。

1940年1月,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她在贫病交迫中坚持创作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2年12月,病情加重的她被送进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不能说话。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记载,萧红临终前在一张纸片上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去世前的44天里,守护在身边的是小她6岁的骆宾基,端木蕻良基本上没有履行作为丈夫的责任。文艺批评家李健吾得到消息,在《咀华记余·无题》中写道,他最折服的4位女性作家是丁玲、凌叔华、林徽因、萧红。“最可怜”的萧红“好像一个嫩芽,有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

从1927年至1942年,萧红有过15次以上的“离开”,她居住过的地方包括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从没有在一个地方真正住过两年以上。“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竟然成为萧红的生活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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